与此同时，另外一些产品却按捺不住上涨的冲力，股票、房子、黄金、艺术品、奢侈品的价格一个劲地往上蹿。

目前中国的股市上涨迅猛，房价在一二线城市也出现了报复性反弹，我认为这些都是人为炒作的结果，比饮鸩止渴还要可怕。这几个行业，其实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主要是由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的。

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以上的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比上年同期回落7.1个百分点，比上月加快1.6个百分点。工业增速的回升和PMI的连续上涨，是不是真的意味着经济回暖趋势已经更加明晰？当前的投资和消费状况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中国经济真的可以率先复苏吗？带着这些问题，搜狐财经独家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曹建海研究员。如果扩大内需依靠国家信用支持下的信贷泛滥，而银行和投资者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这样的扩大内需正如注射强心针一样，治标不治本，而且将延误治疗时机。所以，我认为应该通过扩大消费规模和限制投资规模，将投资引导到促进消费且与消费保持合理比例关系的水平，进而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在我国现行统计体系当中，我们把消费、住房、批发零售是分开核算的。

搜狐财经：如果房价降到一半，经济复苏才有希望，那这个经济复苏不是很遥远？曹建海：房价回落有两道途径：其一是政府有意识的调控促使房价下降，主要通过多建设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打击房地产投机实现房价的自发下降。现在往工地送货的供应商挣钱，真正的服装店、餐馆、食品店效益同比明显下降。1984年是重要的一年，继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成为放权改革的纲领。

同样，由于市场化改革和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向国有企业放权，国有企业就可以把计划外甚至一部分计划内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其分到的权力也就有了实际实施的条件。也许，《暂行办法》的制定者会辩解说，他们考虑了实际情况，把上交比率分为三档：资源型国企上交的比率为10%，一般竞争性国企上交5%，军工、转制科研院所国企暂缓三年上交或者免交。因此，究竟国家和企业各得多少，如何分配，就成为问题的核心和焦点。不仅如此，相对于大型国企，小企业的竞争力更差，日子更难过，而绝大部分中小国有企业是地方企业，企业亏损增加了地方的财政负担。

因此，从利改税到分税制，是规范国家和国有企业分配关系的重要步骤。要知道，投资取利是资本所有者的行为，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没有任何不同，而收取资源租金是资源所有者的行为，既然在中国资源是国家的，收租就是国家行为，不能混同于资本所有者的投资取利行为。

但是，据此认为国有企业改革搞糟了，抓大放小和股份化是化公为私的分肥方式，甚至是卖国主义，则是站不住脚的。由于向地方分权，地方政府便利用手中权力，或者出售国有企业，如，诸城现象，或者提供担保，帮助乡镇企业和其他非国有企业取得银行贷款，或者支持私营企业突破进入壁垒，如，吉利集团进入汽车产业，等等。在中国，国有垄断企业的高额利润有两个来源，一是垄断高价造成的财富转移，即把一部分消费者剩余转变为生产者剩余，通常称之为垄断利润。应当肯定，不是国有资本的互相参股，而是让一部分外资和民间资本参股国有企业，将国有独资企业逐步改造成一种公众公司，是大型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途径。

然而，肯定国家分享国有企业收益符合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也符合中国目前的实际，因为，近几年国有企业利润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去年的增速甚至超过了30%，但决不意味我们就赞同上述的《暂行办法》。国发（2007）26号文件《国务院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的发布、以及财政部和国资委据以制定《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暂行办法》的出台，就是最新的改革举措。这方面的改革同样是既有前进，也有问题，而现有的改革举措不仅不能解决继续改革的问题，反而存在着混淆和倒退的危险。30 年来，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走过了一条漫长曲折的道路，既有成功，也有失败，目前仍在继续。

三是国家收取租金的方式只能通过税收手段，不能采取上交利润方式。虽然，迄今为止，这种改革并未完成，公司治理结构和政企不分之类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组织人事部门还掌握着公司高管的任免。

关于税收、利润和租金三个经济范畴的含义和区别，是经济学的常识。2008－03－03，于北京方庄芳城园 进入 张曙光（天则）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国企改革 。

试想想，如果没有这些改革，中国的市场能有现在的规模和程度吗，中国的经济能有今天的发展吗，中国人的生活能有今天的状况吗，中国今天能受世界关注吗？ 二．前 瞻 现在，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国有企业改革除了产权重组和治理结构完善以外，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国家与国有企业的经济关系。因此，国有垄断企业的高额利润由两个部分构成：超额利润和垄断租金。改革中也可能发生了一些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这一切又会阻碍或者扭曲市场化，进而影响经济发展。1995年抓大放小正式成为中央政策，并作为国有经济重组的战略方针。1994年各地开始抓大放小的改革，其中放小以山东诸城最为典型。

这是由级差地租的来源决定的，国家参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依据就在这里。《暂行办法》的出台表明，我们的有些官员也许还要从经济学的ABC学起。

一是抓大放小和民营化。然而，国有企业扩权的结果虽然增大了经营者和职工的利益激励，但却没有形成相应的责任约束，国有企业虽然参与了市场竞争，但并没有完全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主体。

二是利税合一后的国有企业在交税的同时，国家不再向企业投资，企业的资金来源采取了拨改贷的方式，企业用利润还贷，视同国家投资，虽然在给不给贷款上，政府仍然起着决定的作用。为什么1978年以前的放权改革没有导致计划经济的否定，只是计划权力集中在中央还是分散在基层（包括地方和企业）的差异，而1978年以后的改革却走向了市场经济。

三是分税制主要是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关系，鉴于当时国有企业的实际困难，《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明确指出，作为过渡措施，近期可根据具体情况，对1993年以前注册的多数国有全资老企业实行税后利润不上交的办法，同时，微利企业交纳的所得税也不退库。不仅如此，1978以来，正因为分权化和市场化是结合和互动的，分权化也就成为市场化的组成部分。我们花了30年的时间，辛辛苦苦，反反复复，好不容易把利润和税收两个范畴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分清了，《暂行办法》又把它们煮成了一锅粥。这也贯穿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始终，放权让利中的利润留成、利改税和分税制中的利税合一和暂免交利、正在开始实施的收取国有资本收益，都是这种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其实，这种说法是荒谬的。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背后，实际上是围绕着处理这三者的关系展开的。

在计划经济中，国家对企业实行统收统支的管理办法，利润全部上交，支出全额拨付，利润、税收和租金三个范畴是混在一起的。这个过程中也许有贱买贱卖和内幕交易的问题，但改革的方向和成绩是主要的

一些分析者认为，此次峰会是金砖四国的首次集体亮相，标志着代表新兴经济体和高速发展的各国在地缘政治方面，成为代表富裕国家的G8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对手。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人们对现有国际金融和经济架构普遍抱持信心，个别发展迅速的新兴国家所能追求的，也只是在这个现有架构中更重要的角色，和更大的话语权。

然而当金融危机演变成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当从北美到西欧，从西欧到日本，传统发达国家的经济纷纷陷入零增长、负增长困境之际，曾被认为难逃覆巢之下无完卵命运的金砖四国却风景这边独好：中国和印度增长势头只是稍有抑挫，却仍保持5%、甚至更高的GDP增速。旧的秩序和体系必须改革，新的秩序和体系，必须体现国际经济版图的最新力量对比，这是此次金砖四国所传递出的、最为明确的信号。金砖四国中某些成员也流露出类似念头。高盛公司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于2001年虚拟出金砖四国的概念之初，人们并没有给予特别在意。

正如不少财经专家所分析的，金砖四国目的并不一致。中国就并不希望此次峰会被视作对抗美国的大会，因为其蓬勃发展的经济体和美国存在更多共同利益，并非G8成员的中国，却是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峰会前夕，俄罗斯和巴西双双高调表示将减持美国国债，转而增持IMF债券份额。巴西和俄罗斯虽相对积极，但两国在金砖国家中分量较轻，俄罗斯的经济形势最为窘迫，经济结构不合理的老问题尚未解决，外资大量流失又添新愁，不得不一再收敛其大国雄心。

不仅如此，正如许多分析人士所言，金砖四国的实体化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中印之间、中俄之间，甚至俄印之间，都存在历史和现实的恩怨和纠葛。